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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时报记者此前曾独家报道刘连舸将出任中行行长一职。6月26日，中行召开大会，中组部相关领导正式宣布这一人事任命。简历显示，刘连舸出生于1961年，2018年加入中行。在加入中行之前，刘连舸在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、行长。刘连舸还是“老央行人”，曾在央行系统内任职20年之久，先后担任央行国际司副司长、央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管局福建省分局局长、央行反洗钱局（保卫局）局长等职务。

2017年4月17日，新华社发表《用好“政治体检” 促进标本兼治——从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看巡视整改成效》长篇稿件，文章披露：天津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拉帮结派、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，培植“秘书圈”等问题，被立案审查。这篇报道被认为是于汝民出事的前兆，他的名字也首次在媒体报道中被贴上“秘书圈”的标签。2017年5月21日，天津市纪委对于汝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。

在李金龙看来，上交所的倡议会让想通过公募渠道参与打新的投资者都重新考虑，多出来的中签率是否值得10%概率锁定半年时间。“相信会有部分私募因此放弃借道公募的做法，但如果这些私募本身是没有网下打新资格，则10%概率锁半年并不会打消借道公募的做法。”李金龙也认为。

当然，早期的市场经济因为完全自由放任，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，的确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。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早期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别了。随着经济发展，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，这些发达国家逐渐建立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，老百姓看病、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全面覆盖每个人，人人都可以享受基本保障。另外还有转移支付制度，通过税收调节等实现再分配。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减少收入差距，为了社会分配更公平。同时还有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套制度。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以后，和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相配合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。

他“固执己见”，希望把事情搞清楚，对收入数据的怀疑，刺激他继续进行深入研究。他和同事们的调查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，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和县镇。他参与主导了三次颇有影响的中国收入分配调研课题。在调研中，王小鲁敏锐地注意到了“灰色收入”现象，掀开了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隐秘的角落，也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

第三，地区税收贡献差异进一步凸显。在现有的个税征收中，不同省份的差异非常明显。目前，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广东四省的个税收入占全国的一半以上，此次个税改革，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地区差异，由于实际的起征点大幅度提高，内陆地区的个税贡献将会进一步下降。